陳明 著《儒家文明論稿》出版暨序跋“”
發表時間：2022-12-27 14:22:21 作者： 來源：“儒家網”微信公眾號
一種文明意味著一種世界圖景，一種關于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系統論述。如果說當下中國的儒學研究，已經進入由哲學范式經思想史范式向文明論范式轉換的階段，本書正是對儒家文明相關問題的討論。
著者陳明作為當代儒家學者，通過與現代新儒家對話，反思五四以來那種基于普遍主義視角的研究范式；與康有為對話，重思廣土民眾的國家如何塑造認同建構國族；與朱子對話，直面四書與五經之間的理論緊張與化解；與經典對話，在宗教比較的視域里揭示其敘事方式及意義特征。
在文化自信、文明自覺以及民族復興成為時代主旋律的時候，思考儒學與文明的關系，在這一前提下重思儒教個體論述的可能與必要，是本書的突出貢獻。
陳明，湘潭大學碧泉書院教授。一九六二年生于湖南省長沙市，一九九二年中國社科院博士畢業后留所工作，二〇〇六年調入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二〇一八年調入湘潭大學碧泉書院。著述有《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儒教與公民社會》等，一九九四年創辦學術輯刊《原道》（2012年成為南大C刊）并任主編至今。
2010年前，筆者的研究都以“文化”為視角，如博士論文《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和論文集《文化儒學》等。這一方面是因為研究生階段閱讀了不少社會學、文化人類學著作，另一方面也因為對從五四到八十年代以來將儒學定位為封建意識形態的主流認知不滿。從牟宗三、徐復觀、錢穆等港臺新儒家那里看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儒學敘述后，覺得有必要從歷史角度對儒學的社會功能進行考察驗證。
由于我曾經對知識分子問題有過關注，就以士族為對象，在一個可稱為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里進行個案研究。這個分析架構暗含的預設是：國家與社會二分，關系緊張，社會相對于國家不僅歷史在先，邏輯上也更重要。由此展開的書寫，就是將儒家系屬于社會，在國家層面以倫理價值約束政治權力，在社會層面以共同善凝聚群體，塑造認同。
許多的前輩和同輩學者都肯定這種論證和辯護的有效性，如陳來先生和楊陽教授。但是，隨著冷戰結束、中國崛起和自己思考的深入，主要是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印證以及對儒學宗教認知的強化，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做出改變，否則無法對儒學與歷史和現實的意義關系做出更加深刻和全面的描述與解釋。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個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作為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方法論，從洛克、黑格爾到馬克思等，無不將二者的雙向關系及其演化視為歷史發展的基礎與問題分析的邏輯。自然地，這一方法也隨著這些思想巨擘的到來而被學界引入、接受。雖然無法否認孟子、賢良文學以及王船山等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會本位論預設甚至反國家傾向與此遙相契合，現代新儒家的政統、道統分離說也隱隱與之呼應，但仍不能不指出，這種相似性后面存在某種基本的差異。
作為自由主義之社會契約論的衍生物，“國家-社會”框架與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方式相關。進一步向上追溯，它又與古代希臘城邦社會父權被財產權替代、城邦鄉村二元對立的文明路徑有關。
如果這兩個節點具有歷史考察的普遍意義，那么，我要說它在中國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容：文明路徑上，中國是在分封制中通過父權演變為王權而確立其文明形態，國是家的放大、王權是父權的延伸；所謂現代轉型，則是帶著古老帝國相對完整的地理疆域和族群結構開始其共和國歷程的，迥異于歐洲帝國裂解分化為民族國家。
這促使我在國家與社會的積極互動的關系之中去重新思考儒學，尤其是其作為一種宗教的儒學在這一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羅伯特•貝拉觀察到的清代滿族統治者在公共領域接受儒教（事實上天地君親師信仰就是在雍正時期發展定型），即是這種積極互動關系的最好說明。另一個更為人熟知的例證就是孔廟及其春秋祭祀。
所以，我用“霸王道雜之”表述我們文明的內部結構——霸道是法家設計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王道是儒家傳承的敬天法祖的教化體系敬天法祖的信仰；雜，按照《說文段注》，乃是五采相合的意思。這是孔子“春秋大一統”理念的董仲舒操作版。
為什么文明多以宗教命名？按照宗教學和沃格林的說法，因為宗教為該文明建構了一個世界圖景，由這個世界圖景確立了一種存在秩序（order ofBeing），這一存在秩序又為人的活動提供了一種人生規劃（order of human existence)，使其生命活動獲得意義與方向。
顯然，這樣一種文明論視域意味著儒家思想與中國社會歷史具有更深層、更緊密的聯系，意味著作為一種文化的儒學比其他文化如道家、佛家之類有著更大的文化權重和更普遍、廣泛的社會滲透性和接受度。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們，文明是有邊界的，將來怎樣無法預知，但至少迄今為止中華文明有著自己的節奏和軌則。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以自己的色彩豐富著人類文明的圖譜。
所謂文化自信、文明自覺，我想就是對這二者的清醒意識與認知，以及由此而來的斯文自任和道統承擔。這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只是從版本差異想象現代性的復數形式，更應由此出發去理解世界的多元性、中國的獨特性及其未來前景，努力開創出中國的現代性形式，為日漸失去說服力的西方現代性或后現代性探索新的可能。這一切的前提，則是我們對自己被叫做儒教文明的世界圖景、存在秩序與人生規劃給出理論描述，并對它的現實說服力進行論證開拓。
這樣的儒學文明論研究相對于文化論的研究，與其說是一種顛覆，不如說是一種拓展升級，由知識的變為實踐的，批判的變為建構的。
這也就是我近些年的工作?，F在，當這些工作記錄結集出版，或可用“敝帚自珍”一詞來形容我的心情：它們的學科性和完成度都不太叫人滿意，這也是自己將書名定為“論稿”的原因所在。但是，我相信它們跟那些精致的平庸之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梁漱溟先生說自己是問題中人，不是學問中人——曾經覺得是自傲，后又覺得是自謙，現在又突然感覺在兩者之外似乎還帶著幾分自我調侃。
乾父坤母：儒教文明的世界圖景——基于比較宗教學的考察
從原始宗教到人文宗教：《易經》到《易傳》的文化轉進述論
《中庸》的儒教解讀——以經學天人論與理學心性論為參照
埶：“勢”還是“藝”？——《易傳·坤·大象傳》“地埶坤”新釋
霸王道雜之：中華帝國的政治架構與文化精神——基于文明論范式的宏觀掃描
民族國家的制度文化與帝國性質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美國現實問題的東方觀察
朱子思想轉折的內容、意義與問題——以儒家文化與中華文明之結構關系為視角的考察
天人之學與心性之學的緊張與分疏——文明論范式中湖湘學與理學關系之厘定
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在新的歷史哲學中理解儒學的發展——對話李明輝、陳昭瑛等港臺新儒家
序張晚林《儒教的宗教動力學研究——先秦儒學的內涵與脈絡》
序王文鋒《從萬國公報到牛津共識——基督教與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思潮》
首先要感謝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它為論文集出版提供了資助。
來書院是因為陳代湘教授的邀請，四年前一次學術會議餐敘時他說湘大重建碧泉書院，會沒開完就帶我去看，然后我就從北京回來了——謝謝老院長！
然后是秦千里，老朋友很久以前就說要幫我出散文隨筆。童子雕蟲不足道，另有龍的想象如何？他說沒問題！
最應該感謝的是余敦康和李澤厚兩位老師，雖然他們已經駕鶴西去成為夜空中的星星。
李先生作為當代儒學甚至總個思想界范式的象征意味著某種權力，像要我的中體西用快快向他的西體中用投降之類，就促使我去深溝固壘并努力尋找他的理論罅隙進行反擊。余先生作為業師對我一直寄以厚望，但一度卻失望難掩，到后來又一句看似沒有來由的“你是對的”使我熱淚盈眶。他是不贊成儒教說的，而我卻是以此為起點開始儒教文明的思考?；叵氘斈攴N種于推杯換盞間的唇槍舌劍，正所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
還有一些朋友，以各種形式幫助我這個特立獨行人或彷徨夢游者把自己的渾淪思考變成文字變成文章變成這本書，冥冥中仿佛天意——感謝老天！
